近年来，韩国社会持续面临自杀问题的严峻挑战。根据韩国统计厅最新公布的数据，2024年韩国自杀人数达到14872人，较上年增长6.4%，创下13年来新高。自杀率上升至每10万人29.1人，这一数字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（10.8人）的近三倍，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
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40多岁群体的自杀问题日益突出。在这一年龄段中，自杀已取代癌症成为首要死因，占比高达26%，超过了癌症的24.5%。同时，该群体的自杀率也从每10万人31.6人上升至36.2人。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中年群体面临的重压，也揭示了韩国社会结构性危机的集中爆发。而青少年自杀占比48.2%、30岁群体44.4%的统计数据，则进一步勾勒出从青少年到中年各年龄层普遍存在的系统性压力。

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4-2024年自杀数据

韩国自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背后，是多重社会矛盾的复杂交织。在经济层面，劳动者面临年均超过2000小时的超长劳动时间、持续攀升的房价压力以及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，这三者构成了压在民众身上的“三座大山”。特别是40-50岁的职场人，若未能晋升管理岗位，往往面临“非升即走”的淘汰机制。

而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，让老年人面临着长达15年的无收入期与高物价之间的矛盾。由于养老金制度起步较晚，退休后的经济保障不足，使得许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得不继续从事快递、清洁等高强度工作以维持生计。数据显示，65岁以上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率高达48.1%，是全体人口贫困率的3.3倍。

首尔教培一条街

教育领域的压力同样不容忽视。盛行的“教育热”催生了庞大的补习班产业，学生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被灌输“名校竞争”的思维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校园霸凌与心理健康问题往往被学业压力所掩盖。调查显示，70%的学生长期承受日常压力，10%曾产生自杀念头。高强度补习文化挤压着青少年的成长空间，而单亲家庭比例上升带来的情感支持缺失，也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的心理缓冲功能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社交媒体中自残内容的“病毒式传播”与智能手机成瘾形成恶性循环，持续加剧青少年的心理危机。
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中年群体面临的结构性挤压。这一代人正承受着经济、职业与心理认同的三重绞杀：房贷、子女教育、父母赡养构筑起沉重的“中年三重负担”；加之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职业断层危机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代韩国人完整经历了从“汉江奇迹”的高速增长到经济停滞的时代转折，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与东方集体传统的剧烈冲突，使他们被迫在传统权威与现代社会评价体系间艰难挣扎，最终将巨大的时代矛盾转化为个体难以承受的心理重负。

《鱿鱼游戏》海报

面对这一严峻挑战，韩国政府虽已推出《预防自杀国家行动计划》《自杀防治法》等政策框架，并配套设立高危职业抑郁筛查、将网络自杀诱导行为刑事化、推行收入挂钩型房贷，更计划在2026年将自杀预防预算提升20.6%，但整体防治成效仍不显著。

其根本困境在于：首先，引发心理危机的结构性经济压力持续存在——居民高负债、房价攀升与收入差距扩大三大症结未解；其次，现有政策呈碎片化分布，缺乏跨部门战略协同，过度聚焦于事后干预，却未能触及压力源头；再者，社会对精神心理问题根深蒂固的污名化，使多数人仍因“病耻感”而回避求助，极大阻碍了早期干预的有效开展。

要真正扭转局面，必须从“社会生态系统”层面推动根本性变革。在横向维度上，应打破部门壁垒，整合经济、教育、文化与社会保障政策，构建多层次、全年龄段的心理支持防护网；在纵向维度上，需同步推进社会意识重塑，通过公共倡导破除对精神疾病的污名，鼓励主动求助，强化媒体伦理。通过这种系统性的社会再造，逐步释放韩国社会各阶层所承受的沉重压力，切实降低自杀率，避免国家陷入“绝望循环”的预言成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