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7的诞生源于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。为应对美元危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，美、法、德、日、英、意、加七国于1975年组建“图书馆小组”，试图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稳定西方阵营。冷战期间，该机制演变为资本主义阵营对抗苏联的意识形态工具；冷战结束后，其职能扩展至全球治理，曾主导广场协议、应对东亚金融危机，并在气候变化与反恐领域发挥过协调作用。

2025年G7峰会的失败并非偶然，而是西方主导秩序结构性危机的集中爆发。其根本原因可归结为单边主义对盟友体系的破坏、地缘战略立场的根本性分裂，以及经济实力对比的不可逆转变。 

首先，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持续侵蚀G7内部互信基础。特朗普政府推行的“美国优先”战略在2025年达到新高度，不仅延续对欧盟、加拿大的钢铝关税，更以“分级施压”方式分化盟友立场。这种将贸易伙伴视为谈判对手而非合作者的做法，彻底动摇了七国集团作为政策协调平台的功能性价值。当成员国被迫转向双边谈判以求自保时，G7实质上已退化为美国单方面意志的传导工具，多边合作框架名存实亡。德国总理朔尔茨“盟友成为人质”的尖锐批评，正是这种信任危机的真实写照。  

其次，地缘政治立场的深刻分裂使G7丧失战略协调能力。在乌克兰问题上，欧洲国家坚持要求联合公报明确谴责俄罗斯，而美国为避免与莫斯科关系恶化拒绝相关表述，导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参会请求被搁置。

更严重的分歧体现在中东政策上：法国公开反对任何可能导致伊朗政权更迭的军事行动，而白宫国家安全团队却持续释放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威胁信号。这种核心战略诉求的不可调和性，使得G7连表面团结都难以维持，2025年峰会成为继2018年后第二次未能发表联合公报的会议，西方集团“铁板一块”的叙事彻底破产。  

最关键的是，G7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已使其失去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基础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，七国集团占全球GDP比重从2000年的65%断崖式下跌至2025年的28%，同期金砖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已实现反超。这种权力转移的深层含义在于：一个仅代表全球10%人口、经济份额持续萎缩的封闭集团，既无能力也无资格垄断国际规则制定权。当G7仍在人工智能伦理等边缘议题上争论不休时，金砖国家已在跨境支付系统、能源合作等实质性领域构建替代性机制，这种治理效能的鲜明对比加速了G7机制的边缘化。 

G7当前的困境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国际秩序解构进程的缩影。单边主义摧毁了其合作根基，地缘分裂暴露了战略空心化，而经济权重暴跌则抽离了其存续的合法性支柱。历史表明，任何不能顺应实力格局变化的国际机制终将被淘汰——除非G7能进行包括扩员、规则重构在内的根本性改革，否则卡纳纳斯基斯的失败场景将成为这个“富人俱乐部”的常态而非例外。